“书坊。”
书坊就是卖书的地方，不过京城大多数书坊略有所不同，他们覆盖了出版、发行与销售所有的环节，在店里是卖书的，散卖与批发，然而在京城某个作坊区里，他们还有一个用来出版的作坊，许多书坊还存有大量的石板雕版。
相国寺附近也有不少书坊，不但书与花，可以说整个宋朝除了不易存贮的外，几乎所有物产、奇珍异宝在这方圆三公里范围内能买得到，甚至能说这一带就是现在整个世界商业的精华。
书坊也要选择的。
刘昌郝转了好一会，走进一家书坊，这家书坊规模很大，正中坐着的掌柜大约五十来岁，与刘四根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笑咪咪相比，这个老掌柜给人一种很舒服的儒雅之气。
知人知面不知心，以面相观人很不靠谱，但刘昌郝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他走了进去，相比于尉氏两个小书坊，这家书坊规模要大得多，也有许多书籍。
他一边翻书看一边听着店里伙计与顾客的对话，很难看出一个人的好坏，然而必须得有一条，他们能做到和气生财！具体一点是态度好，不以衣冠看人。
京城士子多，不时有士子进来买书或看书。
刘昌郝忽然拧起眉头。
宋朝印刷术发展迅猛，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印书的作坊，书院，一些大型私塾，还有各地民营的书坊、书肆、书籍铺。也有官办的，包括国子监，据说国子监里藏有十几万块经史方面的石雕版，但是纸张有着严重问题……
已经有了比较薄的宣纸，贵不说，也不宜印刷。竹纸也有了，然而技术未过关，一碰就碎，暂时不能用来印刷。印刷用的还是传统的麻纸、藤纸、楮皮纸，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用狠力都撕不碎，并且很厚，能当衣服穿，甚至能当盔甲，不如铁盔甲，但不比布盔甲差，又因为有融纸浆在里面，比衣服还要保暖。
无疑，纸的成本变得很大。
油墨跟不上去，那怕铜活字出来字都不敢印小，否则笔画多的繁写字便会印糊掉认不出来，因此一页一般只有一百来字，后来一页怎么着也有六七百字，字小的都超过了一千字，这意味着浪费数倍的纸张，纸多贵哪！有一门好处，看这种书不易得近视眼。
装订也有问题，但刘昌郝不确定是纸张原因还是油墨原因，不敢随便乱说。
所以书籍贵得怕人。
刘昌郝还忽视了一条，盗版。
宋朝书商也防盗，一般在刻书时，他们会在首尾刻一图记（防伪标志）与牌记，牌记会载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以及防盗宣言。“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我这本书已在官府哪里备了案，你们不得翻印。
官府也查盗版，查到后销其雕版，然而不管用，各地都有盗版商，特别像苏东坡这些大文豪，盗版商专门盯着他的文章，然后苏东坡无奈地说：“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
书的成本除了人工费，纸墨外，还有雕版的成本，卖得越多成本分摊得越低，反之盗版风严重，卖得少，成本就会越高，书价居高不下。如王琪出任苏州知府时，将自家珍藏的杜甫诗集拿出来印了一万本，每本20册，以一贯钱的价格销售，因为便宜，瞬间抢之一空。实际不管多少卷，这本书不过十几万字。当然这是诗集，占纸张，不大好说，可七十几万字的《汉书》竟然售价五千文，一头大肥猪也不过三贯来钱。
但宋朝已经比以前朝代好得多，特别是上古时代，只能在竹简上抄书。
刘昌郝来到掌柜面前，他只能从衣着区分出此人是店里管事的人，究竟是东家雇来的掌柜，还是东家本人，那就不清楚了。
“徐大丈人，吾著写一本蒙学，欲托贵家印发。”
老人姓徐，是别的顾客呼出来的。
“让某观一观。”
不能说轻慢，也不能说有多尊重，毕竟刘昌郝岁数太小，“美丽”的相貌又颇让人无语。
刘昌郝拿出那本三字经，实际就是几张纸，只有几百字。
老人愣了一下。
自东汉起，“经”的地位越来越高，不管是儒家或佛道。
如佛教，中国也著有许多佛教书籍，然冠以经的只有一本，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
或者其他方面的，如两晋大学者郭璞所著的《水经》、《葬经》，扁鹊的《难经》，宋人根据华陀遗著整理出来的《中藏经》，算经十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五曹算经、孙子算经）。
搞不清作者的《青囊经》、《山海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等，与儒释道无关，但在学说史上有着极其祟高的地位。
儒家公认的只有十三本书是“经”（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春秋谷梁、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三字经可能是宋末大儒王应麟写的，但原来的名字未必叫三字经。
当然，随着三字经的流传，大伙对它冠以经命书名也没有争议了，因为它就是蒙学上的明珠、皇冠、“经”！
刘昌郝没有弄清楚，大咧咧地在书名字写下了三个大字：三字经。
徐掌柜还没有看到内容，只有薄薄的几张纸，这个无所谓，因为这时代许多书籍皆不长，如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仅六千余字，也有更长的，南宋史铸所著的《百菊集谱》长达四万两千字，但有许多是更短的，唐庚的《斗茶记》只有四百字，范成大的《桂海果志》《桂海花志》只有六百字。
与长短无关，徐掌柜直愣愣地看着那个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