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古玩市场就像被一场改革春雨浇醒的小苗。
必须在土壤中蛰伏自己脆弱的根系，只能通过一点点的吸取养分，逐步成长的话。
那么与之相反，这个时期的邮票市场就如同杰克种下的魔豆一样。
是充满蓬勃生机，肆无忌惮地发展，迅速壮大起来的。
事实上，只要对收藏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最早在全国范围内火热起来的收藏品种。
既不是古董或字画，也不是古籍或翡翠，而是邮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那当然是有原因的。
概括起来，无非就是因为邮票收藏所需要的资金量少，获取途径多，入市门槛低。
而且这种有价票证，既便于携带，也利于交易。
从民众的角度来说，在我国文化单一，经济不够发达时期。
邮票几乎是所有投资品类里最廉价、最方便参与的一种收藏爱好了。
因为买个瓷器最少几元钱，买幅书画要十几元。
印石、玉器、铜器、古籍、红木家具、文房四宝，想当哪一样玩物的藏家都所需不菲。
唯有邮票，几分钱即可购得。
甚至跟熟人索要信封上寄来的盖销票也能从中得到乐趣。
那么这种嗜好天然就具备亲民属性。
而且改革之前，我国银行利率向来很低，购买邮票却是同样能获得超额收益的。
像著名的“祖国山河一片红”、“梅兰芳小型张”，以及“黄山”、“蝴蝶”、“金鱼”、“菊花”和“牡丹”这些众所皆知的优秀票种，价格全是常年上涨。
以持续、稳定、惊人的回报率，让人们形成了一种“买邮票可以发财”的思想。
所以集邮很容易就可以成为当时让人们趋之若鹜的投资行为。
偏偏这种投资还因为邮票体量小，承载资金量小，不足以引起相关部门的警惕。
再说邮票也不像粮油票证、工业票证那样关系到国计民生。
甚至就眼下的国情来说，邮票的价值增高，不但没有危害性，反而还有利于邮票的发行。
因此这种投机炒作几乎从不会受到官方的干预。
政府要管，那也就是治理一下公共秩序，管管由此引发的坑蒙拐骗、打架斗殴的**而已。
甚至还可以在此披露一点。
即使“运动”中，许多过去发行的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被认为是“封、资、修的货色”而停止销售。
集邮被看作是属于“资产阶级情趣的活动”遭到批判。
那京城相当一部分邮票藏家的私下交换与购买，也从未中断。
只不过是民不举官不究，上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儿罢了。
所以邮票既然具有这样种种有利的综合因素。
“运动”才刚一结束，京城的民间邮票交易便如死灰复燃一样，最先得到了恢复，是自热而然的事儿。
而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京城集邮者们心目中的“圣地”了。
这就是1955年1月，邮电部在故宫东翼的东华门77号成立的国家集邮总公司了。
从建国起，这里就是民间藏家私下交易最频繁的场所。
“运动”中曾一度关门，1978年7月又重新开始营业。
而当此地重张时，集邮爱好者们的热情就像井喷一般的爆发。
每当新邮发行的当日，集邮公司的营业柜台前就挤满了人，会引发抢购新邮的热潮。
柜台里面除了摆放一些新近发行的邮票以外，还会同时摆放些“运动”前和“运动”时期就已经发行的邮票。
这些邮票一样会勾起集邮者的购买玉望。
也许是集邮热忱被压制得太久的原因，人们哪怕走出集邮公司的大门，也长久不愿意离开。他们会集结在集邮公司门口，三三两两，低声密语，彼此交换着关于邮票的所有信息。
这些人之间有知识份子，有工人，也有干部和学生，还有一些社会闲散人员。
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也来自京城的四面八方。
但是到了此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集邮爱好者。
至于这些人聚集在邮票公司门口，无非有两个目的。
一是交换信息，增长邮票知识。
二是互换邮票，丰富自我的收藏。
他们当中有些是相识已久的集邮同好，也有些是新认识的朋友，
但是每个人的集邮水准肯定是良莠不齐的，每个人的收入水平更是千差万别。
有些人为了丰富收藏急于购进一些邮票。
另一些人由于机缘巧合，手上会有一些富余的邮票。
偏偏在改革开放最初的时期，人们是耻于谈钱的，而是把集邮视为单纯的文化活动。
用邮票交换邮票还说得过去。
但如果一手交钱一手货，那就会被别人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上“唯利是图”、“庸俗市侩”的标签。
实际上，去年宁卫民不用为生计发愁之后。
为了买猴票，他就接长不短的到国家集邮总公司这儿溜达过不少次。
他最早六月份过来“朝圣”的时候，集邮总公司门口的自发市场，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