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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章 唐朝文化底蕴(二)

文学

诗仙李白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清人所编《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这还不是全部。唐初诗人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时期诗人可分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派。其中集大成者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最为出名。李白的诗,飘逸洒脱,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杜甫的诗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之情怀。中唐时期最卓越的诗人是白居易,他的诗通俗易懂。此外还有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众,被称为“小李杜”。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诗圣杜甫散文方面,六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这种文体形式,骈文讲究声韵、对偶、典故,辞藻华丽,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在唐初十分流行,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但这种文体到唐朝时显得形式僵化,内容空洞,故到了天宝年间,古文逐渐兴起。古文运动在名义上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实际上是要文章更有内容,也就是“文以载道”。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气势磅礴又思想深刻,号称“文起八代之衰”;不过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去世后就逐渐衰退,唐末骈文又再度兴起。传奇是中国的一种古典小说形式,出现在隋朝,兴盛于唐朝。著名的传奇包括《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和《长恨传》等。有的传奇在后代还被改编为戏剧和白话小说。唐朝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谓变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侣宣传佛教讲唱佛经的底本。最初变文仅限于佛教经典,后来则开始讲唱其他故事,讲唱的人也不限于僧侣。变文对传奇和后世的说唱文学都有很大影响。

史学

唐朝史学开创了国家正式开馆修史这一风潮。贞观年间史馆奉诏所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计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官修史书成书较快、收录详尽,丰富国家的历史档案,但因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多少会根据编书时的政治需求出现删减夸大的行为。此外,唐朝还有杜佑扩写《政典》的政书《通典》与刘知几的修史专著《史通》等。杜佑尤其重视财政经济与典章法令制度,认为历史多有现实政治中可以采纳效仿之处。刘知几强调史学家在修史的过程中要有独自创新的评论见解,是为中国历史理论学的开端。

教育

科场内外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六学,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与助教授课,学生称生徒。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传授以九经为主的儒学经典,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级招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入国子学,有生徒三百余人;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可进太学,有五百余生徒;四门学兼收五品以下官员及庶民子孙,生徒多达千人。律学、书学、算学教授实用学问,收纳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名额限于十余人。地方设立州学、县学,每校有学生十来人。

学校旨在培养官僚书吏,亦为科举考试服务。名望好的学校保送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在唐朝进入了逐渐完备期,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办考试,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此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举的应考举子有两个来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乡贡选拔出来的自学者。应考举子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难度较低。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晋身之阶。明经科的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不过百分之一二。时有谚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制举则是临时考试,是为了网罗非常人才,不常举行。因为科举制度比较公平且机会相等,平民得以晋身,所以成为士族末落、门第消融的起点。

科举制度除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两种入仕渠道。门荫即晚辈承接前辈职务。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员通过考验,升职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为主流,后来唐太宗大力推广学府,科举制度逐渐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传统世族的特权,加强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盛唐时期,东亚多国遣送其贵族子弟来唐入学,又将儒家文化传授国外。

宗教

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唐时可谓最高。唐朝时期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唐代佛教的一大转变,由出世转向入世。天台宗奉《法华经》,故又称为法华宗。华严宗奉《华严经》,参与政治较多。净土宗则易于入门。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创立者是神秀,他主张渐悟说。南宗创立者是惠能。唐代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法,使得除禅宗南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佛教的政治地位虽不及道教,但其传播范围之广、经济实力之大、信徒人数之多都远在唐代道教之上。

道教遵奉老子李耳为神,由于唐朝皇室姓李,因此道教自唐初就被规定居于佛教之上,在唐代上流社会也很流行。唐朝李氏家族认为其为老子之后,唐高祖,特别在终南山建太和宫,来祭祀老子,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诏令王公百官研习老子的道德经。武则天上奏请令王公百官都学《老子》,每年依《孝经》、《论语》例考试士人。玄宗、代宗亦大力提倡道教,使其在中国的地位达到顶峰。玄宗亲自注解《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道举与儒家经典,同列《明经》科举人策试教本,明显有将道家列为国学,颇有与儒家经学齐足并驰的意义。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年间全国有宫观1687所,其中女观550所。当时主要有清经法派和正一派二宗,主要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张果等。道教之所以受帝室青睐,主要原因是他们多炼取金丹,唐朝的许多皇帝亦因信之服用而丧生,例如唐宣宗。

西安大雁塔除了佛道二教外,当时还有***教、景教、拜火教与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但社会影响力较小。唐代对外来宗教相对宽容,期间多有外来教士传授教法,其中以***教和景教为最大。***教是唐的敌国大食的国教,称作“大食法”。651年,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沙德作为使节两次出使中国,得到高宗接见以及传教的准许,在广州筑建怀圣寺。以后的两个多世纪,***教随着西域商人沿途陆海两条丝路入唐,在中国发展壮大。景教通过同一个路线传入中国,因被误认是大秦国(拜占庭帝国)的国教,所以称作“大秦景教”。638年为唐朝所认可并得到政府资助在长安兴建大秦寺,并立下石碑。然而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举废佛,因此景教也同时被禁,此后几乎在中国绝迹。

摩尼教为西元三世纪起源于波斯,安史乱后,回纥势力大,摩尼教凭著回纥的庇荫下在中国传教,不过后来受会昌灭法影响,摩尼教势力遭受沉重打击不过并未断绝,该教信徒到了政治控制力较弱的南方并渐与其他宗教相结合,在今天的福建建立传教据点,流传到东南浙、闽沿海地区,从此转为民间秘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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