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奇连忙上前答道：“学生甘奇。”
包拯听得“学生”二字，微微皱眉，问道：“诉状中说你不学无术，只知街头浪荡，怎敢在本官面前自称学生？”
一旁的国子学学生甘正，自小与甘奇就不是一路人，也看不起甘奇这个村中自知街头浪荡的富家子弟，此时听得甘奇自称“学生”，立马也开口斥道：“甘奇，你学得几个字，入了哪个官学？岂敢在包龙图面前自称学生？”
大宋朝，是真正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平民百姓见了官，都是“小的”、“小人”这种自称。能自称学生的，那一定要是真正有些墨水的后进读书人。这是极其重要的礼节。
甘奇倒也没有想到自己自称一声“学生”会带来这么多麻烦，也是甘奇不愿意称呼自己为小人之类，所以选来选去选了个“学生”的自称。
但是甘奇也不心虚，看了一眼甘正，答道：“包龙图，告状之人，自然是想方设法来攻讦被告之人。学生书香门第，父亲更是中过举人，自小也读书进学，而今也勤学不辍。如今受人诬告，不过是因为老父已亡，家中却还有余财，怀璧者也。”
“恬不知耻，你也敢自诩读书人？你是读了哪本书？进了哪个学？在包待制面前，你也敢如此信口开河？”甘正说得义正言辞。待制，与龙图一样，是包拯作为开封府权知府的尊称。
大堂之上的包拯却是眉头深皱，一个国子学的学生告状，诉状也写得工整清楚，包拯本以为案件应该好审，却不想这个被告一番话语，用词用语当真不像是那不学无术的街头浪荡子。
包拯问了一语：“甘奇，你可考过功名？”
甘奇答道：“回禀包龙图，老父在时常言厚积薄发，教导学生不可眼高手低。所以学生自以为还未做好万全之准备，不曾考过功名。”
大宋朝与明清在科举制度上是不同的。首先宋朝不组织正规的秀才考试，科举直接从考举人开始。考举人的资格，多来自地方推荐，或者地方举行一些自己的选拔考试。
考中举人，接着考进士，这个过程需要一气呵成，举人资格往往是一次性的。当然，考中举人，地位与身份上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宋朝取仕，更多依托官办学校，考试的资格也多来自各地官办学校。
甚至太学与国子学的学生，有被直接推荐去考进士的资格，后来三舍法改制，国子监里的学生甚至毕业了有直接当官的资格。
进官学，对于宋朝学子而言，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事情。
包拯听得甘奇如此话语，更是皱眉，心中似乎又觉得甘奇这种话语不太可信，但也没有直接妄下定论，而是思索了片刻。
此时甘正气愤又道：“包待制，切勿听信这厮巧言善辩，他本就是个街头浪荡子，泼皮无赖般的人物。而今我父身为族中宿老，管教他败家行径，便是怕他把其父一辈子的心血葬送了去。奈何此子顽劣不堪，竟然不服管教，无奈唯有一纸诉状告到府衙，还请包待制定夺。”
这个时代，家族是整个国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从汉唐以下，皇权再也不下乡，汉唐之前，还有亭长里长这一类的基层官府职位。到了宋朝乃至往后，基层都靠自治，家族乡绅管理。
这也是汉唐之后的朝代，基层动员能力下降的原因所在。皇权不下乡，其实也是国力的一种下降。
所以甘三爷用这种借口状告甘奇，在民间礼法上，是有一定道理的。
问题就在于甘奇是不是那般不学无术浪荡子，是不是个败家玩意儿。这一点很重要。
思索之后的包拯，终于开口问道：“甘奇，你平常里擅长什么？是圣人经典？还是文章诗赋？亦或者曲调词牌？”
要说包拯，当真不负名头，审理案件还真极为公证，按理说国子学的学生来告，诉状的可信度本就极高。包拯却还是兼听则明，给了甘奇一个自我辩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