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可怕的是圣人的按兵不动，如果让这事态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也难逃一劫。”李仲文皱眉道：“贤弟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总不能坐视不管、坐以待毙吧？”
“李兄所言极是！”张瑾点了点头，缓缓的说道：“贺若弼是保不住了，这样一个叛徒就算保得住也不保。现在就看圣人能不能看念在皇后情分上，饶过独孤氏兄弟了。我认为圣人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否则他早就下令封城，把大家一律抓捕了，但如果他那么做，就不好收场了。”
李仲文沉声问道：“何以见得？”
张瑾答道：“贺若弼的口供波及了太多世家门阀，多到连圣人也不敢一刀切，要是一律以谋反罪严惩，那么全军大乱、天下大乱之日就不远了；所以我们认个错，作出相应让步即可达成救人的目的。”
“让步？”李仲文双眼忽然大大的睁了起来，呆立半晌道：“经贤弟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正如贤弟所言，如果我们做出让步，我们或是可以保全大家的性命！”
“李兄指的让步是什么？”张瑾也激动了，兴奋的问道：“只要明白圣人之所求，我们就能针而对之。”
李仲文叹息道：“还能是什么？无非就是义仓大改罢了！”
做为大隋的子民，只要是在官籍的百姓，都能从均田政策中得到定额的田地，朝廷给百姓的田有两种，一种是可以传于子孙的永业田，人均二十亩；一种人死以后，朝廷回收的口分田，俗称为露田，露田是中男和丁男受田八十亩、妇女四十亩（注：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六十岁为老。）。
进行依据授田记录向百姓征收租庸调。不论贫富，一律缴纳定额的租庸调。
租即田租，每年要纳粟二石；庸则是为朝廷做事劳役，每年替服劳役二十日，如果服务力役的人抽不出时间，既可用钱粮财物来抵役期，也可以出钱出粮请壮丁多的左邻右里代劳；调是户调，一般是一匹绢或是一端布，再加三两绵或三斤麻，具体收什么，依乡土所产之物而纳。
“租庸调”规定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其中以纳物代役的方法，在均田制的同步实施下，使百姓在有土地耕种的同时，保证了充足的农耕时间，不会因为长期服役在外而耽误农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税制，此制之下的大隋天下“则不堤防而家业可久；以之成务，则不校阅而众寡可知；以之为理，则法不烦而教化行；以之成赋，则下不困而上用足。”
“租庸调”是固定的，然后还有义仓粮，这个朝廷为了防备荒年而在地方上设立的公益粮仓，每年秋收以后，每家出粟麦一石以下，后又定下了积储之法，将全国家庭划分为九等，到了饥荒之年或是青黄不接时，则开仓赈给，确保每个地方上的贫困百姓得到适量救济，亦能够使所有百姓在灾祸之年不至于饿死。
这本来是朝廷鼓励民间自己储粮，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也由地方百姓准定，朝廷要做的事情只是监督，只要德高望重的乡老去县里上报一声，县令便到现场监督发放整个过程，这毕竟是对百姓有利的事情，而乡老面对的都是亲人朋友，他们处理的时候也比较公平，这本来是一项利国利民、深得人心的善举。
可是久而久之，许多官员见义仓有油水可捞，也确实有些乡老挪为己用，于是义仓又变成州县管理，如此一来，出现的问题反而更多更大了。
杨坚便准备在司农寺之下置常平署来掌管天下义仓，将义仓的管理权、发放权、监督权从地方官府收回来，这个决定虽然有人反对，但义仓到了地方官员之手，问题反而数以百倍的增多，这就说明地方官员管义仓，还不如百姓自己管理的好。况且大世家也不靠那点点义仓小钱吃饭，于是这条政令大家都通过了。
然而杨坚又发现九等户划分得十分不合理，许多土地贫瘠的下下等户被地方官员定为一个上上等，而上上等户却通过关系弄成了下下等，甚至许多官员也是下下等，这就极度的不合理了。他便决定放弃之前的分户收粮之法，改对田地征收粮食，上上等田收九斗、下下等田收一斗，但是这么一来，入仓之粮就变少了，达不到陈粮救济的目的，于是杨坚突发奇想，又规定每百亩一收，公田私田都得交，也就是说，田地越多越好的人家，需要缴纳的义仓粮越多。
谁的田最多最好？
自然是王公大臣、世家门阀的，而天下世家门阀，又以关陇贵族为最，他们的田庄遍布天下，怎么可能会答应杨坚的义仓大改制？
事实上，这点粮食对拥有庞大家业的关陇贵族们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但就是这么区区一根毛，他们都不愿出。
当然了，也不是说他们舍不得这点粮食，而是他们担心开了这个头以后，下一步便征收他们的地租，而以杨坚和杨广强盗一般的行事作风来看，他们父子极有可能会这么做，若是真的收了私田的地租，那才是要命。所以未免被杨坚步步紧逼，便在义仓粮这方面与杨坚，以及支持此项政策的杨广僵持了起来。
“如果仅仅只是义仓的话，让步倒也无妨。”张瑾也明白了过来，沉吟着说道：“但恐怕这不够啊！”
“先试一试！”李仲文叹息道：“如果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够？怎么知道圣人需要什么？”
“也罢！不过咱们得找个比较合适的人去说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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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隋仁寿三年九月，置常平官以掌义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