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明军已在土木堡被瓦刺也先五万大军围困多日了，后续的瓦刺兵，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高，缺水，堡内唯一的一口大井早就见底，根本供应不上二十万大军的饮用，这么多的人马没有水源就是绝路，距土木堡最近的水源在二十里地外，可是目前明显过不去。
那么明军为何要在没有水源的土木堡扎营，就是这个小皇帝任性了，加上大太监王振纵容，小皇帝本是只知玩乐，大太监王振确是飞扬跋扈了点，把满朝文武得罪了不少，明军中不乏领军将帅，还有一路随行的整个朝廷官员，难道不知道长途行军要逐水草而行，就要说道此时的整个明朝的变迁了。
自明成祖北伐之后，明朝的北部边防趋于平稳，明宣宗巡逻并缩边无意北征，而瓦剌忙着统一诸部也已无重大的军事冲突，对于瓦剌鞑靼探马的侵犯，仁宣也是能忍即忍。
就说说宣德初年清平伯吴成等守兴和卫，日事田猎，而忽守备。瓦剌鞑靼伺其出乘虗入城，掠其妻孥以去，这件事也没有引起朝廷重视及警觉。
到这一次英宗亲征之前，明英宗北伐针对北方的大规模用兵也不过三四次而已。仁宣长时间的缩边，带来的最直观后果，便是边境兵备废弛。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屯田》一文中列举了许多屯田失额的原因，例如达官权贵的占夺欺隐盗卖、田土的抛荒、水土流失等等，并认为“造成军屯土地丧失的事实虽然有好多项，其中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屯田的欺隐和占夺”。
而军屯破坏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屯垦的士兵被其他各种差役所占，无暇耕种，导致田土抛荒，子粒无收。宣德八年年末，山东巡按张聪至辽东巡视回后发现，130人的军额只剩下了老弱5人，缺额率高达96%。领军军官却只能以一句“俱有差遣”支吾了事，实在是令人无奈。而连山海关这样重要关卡，都只有五六人驻守，便可知道，当时整个辽东私役之风有多么严重了。其二，随着屯田、军士的双双失额，另一样急剧下降的就是将领的素质。太祖成祖皆以武功起家，手下名将济济，但宣德之后不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将领们便逐渐腐败疲软起来。上面已涉及到将领们兼并土地、私役士卒、贪污克扣等恶行，而在这种贪污腐化的风气带动下，军队的战斗力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外的将官贪污残暴，在内的将官玩暍疲软，整个风气十分颓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先通过在明朝居住的瓦剌使臣及明庭内部高中低层内奸，大明边防虚实动静皆已知晓，进攻时间节点选的非常合适。其中就有达官赛因不花、四朝元老御监郭敬的家人把伯、义州卫军士王文、李让、施带儿、喜宁、王喜、小田儿、加失领真、大同指挥李让幼女为也先弟大同王儿妇，也先许以知院，又密受也先赏马四匹，被虏妇女二口。将各城指挥姓名尽报与也先。
西路军晓将阿乐出率两千余兵入侵，抵达陕西肃州、镇夷等处。任礼派裨将抵御，两战两败，损失士马以万计。
东路军脱脱不花王率三万余兵经古北口寇辽东，本人更亲率一万余在广宁镇静堡对辽东兵力的反应进行弹压测试后便谋划进攻海西。
中路军的也先率九万寇大同，后又对本部兵员补充三万余、阿剌知院率三万余经居庸关寇宣府，四路瓦军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联合军事行动，阿乐出和脱脱不花则是为也先、阿剌知院二人打掩护的疑兵。
据蒙古史料《蒙古源流》记载：托欢太师之子额森（即也先）……遵其父遗言杀蒙郭勒津之蒙克拜。本日带领都沁·都尔本二部落行兵于汉地。都沁·都尔本蒙语意为“四十四”，实谓四十四万户，按照蒙古战时的四抽一，基本在十万左右。又按照朝鲜《李朝实录》所记载，瓦剌征服女直时一度出动过十万兵力。而叶向高的《四夷考》，根据记载，正统七月，也先遂尽发其所率部落犯边，进一步说明也先基本派遣了所有能动员的兵力进犯明国。
当时辽东的最高文武官员，乃是辽东巡抚王翱和辽东总兵曹义。王翱是一代名臣，号称“正直刚方”、“名德老成”，曹义“无赫赫功，然能谨守边陲”。然而在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战中，表现却均可谓一塌糊涂。
鸡鸣山之战中英宗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余骑兵前去，至鸡鸣山时，监军刘僧不了解地形，在大军阵势没有摆开之前就贸然率部突入隘口会虏前锋。朱勇、薛绶担心刘僧出事，挥兵跟进，少却朱勇、薛绶促兵援之，杀伤甚重，巳而虏众悉至，结果明军在鹞儿岭中了瓦剌军事先设下的埋伏，遭瓦剌伏击，瓦剌军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明军被杀之殆尽，全军覆没。
明朝整整二十万大军，加上各边关守军，不下五十万为什么会败于瓦刺也先十几万人马？而土木堡之战为什么要说成土木堡之变？在这里就要说道一个人，跛儿干，利用腰牌假传皇令。
跛儿干时任御马监少监，而御马监是统领禁军的，是属于武职，由于御马监十分重要，其腰牌也十分重要，无腰牌者一律重罪，擅自把腰牌借给别人者借者和借予者同罪，所以明朝内部出现了内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