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驾一行按照预订计划，一路顺利经由临清抵达兖州。兖州境内虽然也有相关经济民生之事需要高务实向皇帝介绍，并通过实地见闻说服皇帝支持内阁的改革举措，不过这一次情况不同，其他所有事务都必须让位于另一件事――曲阜祭孔。
兖州府治滋阳县紧临曲阜县，两地相距只有区区五十里，由于封禅泰山之前要先去曲阜祭拜至圣先师孔子，因此兖州反而成了添头，变得可有可无起来。圣驾一行只在兖州府呆了一个上午――确切的说只有两个时辰，皇帝赐宴了一番之后便立刻启程往曲阜去了。
这次随行的官员就更多了，除了以高务实为首的朝廷大员和从京师一路伴驾而来的勋贵之外，山东官员又形成了一个大队伍并入其间。
高务实本来已经够累了，就打算趁还有一段路要走，便在马车中稍微眯一眯，谁料还没上车呢，陈矩就跑来说皇上召见。高务实无法，只好又去贴身伴驾。
说实话，他也知道自己天天被皇帝召到御驾上同乘让很多人眼红，但是没办法，皇帝要召他过去他也没法抗旨不是？更何况每天都有正事不说，皇帝这一路还因为礼仪原因只能吃斋，搞得他也只能陪着吃斋，现在都有点怀疑自己要营养不良了。
这恩宠啊……有时候太大了也未必都是好事。
他本以为皇帝今天召他来估计还是问一问兖州一地是否也有一些民生相关的问题需要解决，为此他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足以保持一个完美的宰相形象。熟料皇帝一见他就很严肃地问道：“日新，朕方才见了山东巡抚黄克缵，召对间忽然想起一件大事来，不知此事礼部之前可有预案。”
高务实问道：“未知皇上所言何事？”
“自朕皇祖父嘉靖时起，皇帝便不亲祭孔子，你可知其中缘故？”朱翊钧面色沉肃，盯着高务实发问道。
他这一问，高务实立刻就知道皇帝为何召他前来了。这件事正如朱翊钧所言，得从嘉靖说起。具体而言，要从嘉靖九年，朱厚颁布了《圣谕碑》说起。
这个《圣谕碑》讲的主要是取消孔子“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封号，并改称“至圣先师”的事情。
这次改称，很显然是想取消孔子“王”的封号。问题是朱厚为何想要取消这个封号，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诶，那就又要说到嘉靖朝必说不可的“大礼议”了。
“大礼议”说白了，争的是朱厚他爹是谁的问题。
啊？爹是谁还用争？天下谁的爹也就一个啊，这不是生下来就无法改变的吗？本来是这样，可是掺入到政治里，这件事情就复杂了。
朱厚当上皇帝，不是靠父死子继，而是兄终弟及，而且还不是从自己的亲哥哥那儿继承，而是堂兄那儿。武宗没有子嗣，甚至连个亲兄弟都没有，只能继承给他这个堂弟了。
可是在宗法观念盛行，非常看重血缘关系的时代，这件事到这儿还没完。
当时，杨廷和等人出于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出发，认定《祖训》中“兄终弟及”仅是指同父兄弟间的帝位继承关系，而朱厚只是武宗的堂弟，继承起来有点不合礼法。
那他们是不让朱厚当皇帝吗？那也不是，他们只是觉得，为了合于礼法，需要做一件事情来让整件事的行事逻辑可以闭环自洽，那就是让嘉靖认武宗的爹――也就是嘉靖的伯父当爹，而把自己的亲爹兴献王反而认成自己的叔父。这样一来，朱厚就是明正言顺的“兄终弟及”了。
什么玩意儿？老子都当皇帝了，还必须认别人当爹？放你娘的螺旋屁！
少年天子朱厚一万个不答应，坚决不肯退让，而杨廷和等朝臣却觉得这么做是为天下定法统，也不肯退让。于是这两拨人，就着这个问题一争就是十几年。
朱厚作为皇帝，有些事不便亲自下场，当然也就需要有自己的亲信，于是他就这这件事发掘出了一个人才，那就是张璁。张璁为了维护朱厚和他爹的父子关系，那真是想破了脑壳，才终于找到了另外一条解释的路线。
他把《祖训》中的“兄终弟及”解释成不只是亲兄弟，而是按照血缘关系，把宗亲五服按照亲疏远近依次列开，从父子数到亲兄弟，从亲兄弟越数越远，就能数到堂兄弟了，那这堂兄弟自然也在继承之列，所以这种继承方式也是完全合法的。
当然这么说不够文雅上档次，且来看张璁是怎么解释的：
“孝宗兄也，兴献王弟也，献王在，则献王天子矣。有献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谓‘伦序当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
这里的意思是：孝宗和朱厚的爹兴献王是亲兄弟，没毛病吧？那么如果朱厚照死后，朱厚他爹兴献王还在，由于兴献王是孝宗的亲弟弟，所以那肯定得是皇上，也没毛病吧？
可是现在朱厚他爹也不在啊，那怎么办？那就只能让兴献王的亲儿子朱厚，去继承他爹这个“本来应该有”的皇位了。
你看，这逻辑就通了，而且也不必让侄儿强行认伯父当爹，强行把亲爹改叫叔父了不是？
绝了啊！通过一个“本来应该有”的皇位，硬是解释出了朱厚想要的答案。
张璁通过对《祖训》的解读，维持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并以诏书的方式，确定了这次论争的判定结果。
不过结果虽然出来了，但此事并未完全平息，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所持的主张依然在朝廷中绵延不绝，很有社会基础。
尤其像杨廷和之子杨慎那类人，在在野文人心中的地位非常高，言行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他被贬谪之后，不仅没有遭到批评，名声反而大震，文章更是随写随刊，影响力决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