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秦人的欢笑中，秦国的快马特使象一颗颗流星，北上九原，东出函谷，南下武关，撒向天下六大战国与三十余个中小诸侯国。他们以数百年来迁徙各国的秦国人为根基，以各种形式秘密散发着秦孝公的求贤令。数月之间，秦国求贤若渴的消息，便在城池乡野名山大川的士人们中间流传开来，成为比齐国稷下学宫招募学人更为令人振奋的喜讯。
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旨在弘扬文华，虽然也不排除个别学宫士人出仕为官，但它的主流毕竟是治学，所要求士人们的是黄卷青灯，是修身自励，是文章道德。
而秦国则直截了当的请士人们去做官，去强秦，去建功立业，去出将入相，去名满天下，去光宗耀祖！相比之下，如何不令士人们怦然心动？
正因了这一点，到齐国稷下学宫去的士人绝大部分都属于有志于治学的读书人。当时的诸子百家在稷下学宫几乎先后都有代表人物。法家的慎到，儒家的孟子，儒法并体的荀子，名家的惠施与公孙龙，辩家的田骈，纵横家的鲁仲连与庄辛，阴阳家的邹衍，道家的宋鈃与尹文，农家的许行等等等等。
然而，纯粹治学从来都不是春秋战国士人阶层的主流精神。自从“士”这个人群阶层出现以来，他的主流精神就是经世致用，就是以学问入世奋争，以才能建功立业。
孔子是个直话直说的老倔头，他说过许多令后人难堪的老实话，譬如“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生怨”等等。就是这个爱说难听话的倔老人，将士人们的这种精神叫做“学而优，则仕”——优秀的士人就应当做官！
这是当时士人阶层毫不隐瞒的公开宣示和终生追求，而当了官后的目标也决不含糊，叫做“治国，修身，平天下”，就是要为天下做一番事情。正是这种坦诚直率而又奋发有为的入世精神，战国士人们将直接做官看得比终生治学重要一万倍。
他们往往在入仕无望的情况下，才被迫治学著作和传授学问，这便是后人所谓的“强使英雄做诗人”。
更有趣的是，即或无奈治学，所治也还是治国为政之学。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都是求官不成无奈治学，而又在学问中建立为政经典的大学问家。这种相互促进相互激扬的士大夫精神，历经沧桑磨练，厚厚沉积在士子们的魂灵之中，一有火光，便会轰然爆发。
如今，秦孝公的求贤令就是一道耀眼的火光！
当这道求贤令秘密传播到安邑的时候，正是冰雪消融的三月。
此时秦风也是悄悄地来到了安邑。因为他不放心，要亲眼来看着卫鞅得到求贤令并且去到秦国他才能够放心。
安邑城外的灵山，已经是麦苗返青枯木新芽残雪变为淙淙溪水的春天了。
山脚下的公叔墓地也从冰雪覆盖中走了出来，松柏苍翠，山花初显。墓前苍黄的衰草，也被春风在朦朦胧胧中摇绿了。
此刻，与墓地遥遥相对的山腰小道上，走来了一个身披红色斗篷的少女，在山野初绿中分外鲜亮夺目。少女手中拿着一支极为精致的细剑，身材颀长秀美，一头长发盘成一个高高的发髻，中间横插一支碧绿的玉簪，恍若士子头上刚刚加冠，透出一种高雅的书卷气息。
当她遥遥望见公叔墓的石牌坊时，站在山道上静静的想了一会儿，又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似乎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方继续向墓地走来。
石牌坊前的大道分外冷清，庞涓派在这里的步卒骑士也不知道如何不见了踪迹，牌坊下竟没有一个军士。
少女显然感到了疑惑，边走边四下打量，终于看见了原先守护墓地的十多个兵士在营屋旁倚着墙角晒太阳。看见她进来，他们抬起了头，老兵头沙哑的问：“又是找卫鞅的？”
少女微笑着点点头。一个兵士惊叹道：“看人家卫鞅的福气，鸟！”老兵头低声喝道：“做死！”又回头笑道：“请进去吧，他整天守在陵下石屋里呢。”少女点点头，便径自进去了。
陵墓前数丈之外的那间小屋，显然是粗糙搭盖的，很难说清它是一间石屋还是一间茅屋。
墙是大石板拼起来的，缝隙也没有填塞，屋顶苫盖着一层绝不算厚的茅草，虚掩着的木门也已经破旧。按照丧礼，这种守陵的住所应该是最简单的茅庵草舍，以考验和磨练守陵者的大孝之心。
进入战国时期，摧残身心且耗费巨大的葬礼渐渐淡化，有关葬仪的一切礼节都在简化和变通，节葬日益为天下习俗而变。于是，这间守陵小屋就变成了既不能严实如常，又不能过分透漏，既要粗简，又要遮风挡雨的石板墙茅草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