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在瓦舍勾栏中看到表演的姬女“有妖艳入眼者”，待演出结束后又“访其家而宴集”，给她们做红烧肉，大献殷勤。
在这些追求姬女的风流子弟中，有赴京赶考的士子，有未授官的新进士，有“膏梁子弟”、“五陵年少”，就是没有在职的官员。为什么？因为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姬买醉的。
宋朝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姬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旦被人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
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姬乐筵席”，便遭黜责。当时乃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却有点贪恋权势，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他曾不只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和异己，顺他者昌，逆他者瓢昌。
王安石有个同僚，叫做祖无择，是一位鲠直之士，有点“公知”的臭毛病，口无遮拦，曾得罪过王安石。
宋仁宗朝时，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依宋制，知制诰草诏是有稿费的，当时叫“润笔”，王安石坚决不收润笔，将钱挂在翰林院的梁上，以示清高；但这笔钱却被祖无择毫不客气地取下来花掉了，“安石闻而恶之”。
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便做了一首《咏雪》诗，来自我辩解：“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
祖无择听后大笑，出言相讥：“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对祖无择怀恨在心，“乃讽监司求无择罪”，即暗中吩咐当检察官的亲信搜寻祖无择的罪证，务要将祖无择这个人搞倒、搞臭。
一些惟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设法搜集祖无择的罪证，终于给他们找到一条：“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姬薛希涛通”。意思是说，祖无择在杭州当太守时，曾闹出瓢昌的丑闻，那个姬女叫做薛希涛。王安石当然不放过这个收拾祖无择的机会，马上安排人将祖无择关押起来审问，那个姬女薛希涛也被抓了，要她指证祖无择瓢昌。
薛希涛虽是风尘中人，却比许多男人都硬气，任凭办案人员严刑拷问，就是不肯指证祖无择，最后，“希涛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对祖无择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无法定罪。
王安石一派只好鸡蛋里面挑骨头，以祖无择曾使用公酒超标、乘船越制为由，“谪忠正军节度副使，不签书本州公事”。不久宋神宗又恢复了祖无择集贤院学士之职，但祖无择为避开王安石，自请分司西京（洛阳）御史台，临行前，还写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就叫做“诮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避谗而去，因以述怀诗”。
王安石对付祖无择，当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们也不能说祖无择受了冤屈，因为他在杭州时，确实与姬女薛希涛有“不正当关系”，而按宋朝法律，官员如果与姬女有私，也确实是要受责罚的。只不过祖无择很幸运，薛希涛对他一往情深，宁死也不出卖他。
如果祖无择不是官员，而是一介平民，那么即使他风流成性，天天狎妓买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为把柄整他。
在祖无择那个时代，就出了一个有名的风流才子——柳三变。这个柳才子生性放浪，爱逛青楼，居京华时，“暇日遍游姬馆，所至，姬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姬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东京的名姬对柳三变非常仰慕、崇拜，“姬家传出几句口号，道是：‘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也没见官家找他的麻烦。
不过，柳三变在参加科考时则遇到了麻烦——宋仁宗批示不可录用他：“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
柳永于是干脆自称“奉旨填词”，在烟花柳巷继续过他的风流生活。后来柳三变更名柳永，年近半百才获赐进士出身，当了几年小小的“屯田员外郎”。
中国古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涵义；而官员，身为社会精英，当为万民表率，“君子（官员）之德风”，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此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
所以，宋朝政府对平民宿昌，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禁宿昌”的立法只针对官员。
吕惠卿与王安石同殿为臣那么多年，后更是与王安石针锋相对的他，自然对这些事情了若指掌。
“如今我身为当朝首相，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时刻盯着我？你这般做法，不是自己将把柄往那些人的手里送吗？啊，你是要气死我吗？吕升卿！”吕惠卿怒不可谒的吼道。
看着吕惠卿大怒的样子，吕升卿识趣的装起鸵鸟。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到底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你个猪脑袋，你不说，小心你哪天起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吕惠卿双目通红，仿佛要择人而噬，哪里还有丝毫当朝首相的雍容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