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入不毛”，卫生问题就得提上议事日程。无论是颜思齐开台，还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再到清朝大规模的垦殖，甚至日据早期，各种传染病肆虐是影响台湾开发的主要因素。也是元老院当初否定台湾开局的主要因素之一。
颜思齐和郑成功均是在台湾生活不久就去世了，虽有一些其他原因，而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水土不服”。尽管关于他们去世时候的病症史料所述不详，但是现代医学研究他们很可能是因为感染了某些亚热带流行病而去世的。
台湾传统记载上经常被描述为瘴疠凶勐之地，初次远道而来者往往病死甚多。《海上见闻录》叙述国姓爷郑成功征台时，其将士“初至，水土不服，疫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
按清人的记述，去台有“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的说法。这“六死”之中，除了少数死于和原住民的冲突之外，大多数是亡于各种疾病。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台湾的开发程度已经大幅度提高，入台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
中法战争时，淮军名将刘铭传守御北台湾基隆一带，上书报告“其地瘴烟风雨，寒燠不时，将士随臣身临前敌，死于战阵者十分之一，死于瘴疫者十之四、五，其幸而存者，类皆瘴疠锋镝余生，恍如再世。”
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军登陆台湾屏东共停留了七个多月，三千余名日军以优势兵力与装备，轻易击败台湾原住民，仅战死12人，但却病死561人。
清廷于同一时间，也派遣淮军马步十三营来台驻守，一年内的伤病亦十分严重。最后不得不在第二年内渡返回。据沉保桢奏报：在台湾埋葬的清军将士将近两千人。期间还死亡文武官员一百一十人，其中仅有六人是阵亡。淮军三名记名提督均在台湾病故。
如此可怕的疾病死亡率，若非元老院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医药工业和对疾病发病和预防原理有了充分的了解，否则大规模的拓殖台湾就是一桩极具风险的行动。
根据卫生口的推测，台湾的各种流行疾病中最难对付的疾病是疟疾，不但难以预防，就元老院目前的医药水平来说也难以有效的治疗。
关山跃在制药厂筹建和生产阶段都为设备制造和调试出过不少力，和药厂的元老们比较熟悉，知道卫生口能用来对付疟疾的除了从旧时空带来的药物之外，就是从葡萄牙人手里进口的来自新大陆的奎宁树皮。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数量都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青蒿素萃取的试验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要量产还有一个原料商业化种植和化学萃取剂制造的前提，所以只能算是提上了议事日程。
他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农垦要深入内陆不毛之地屯驻，而不是待在“相对卫生”的海滨，没有药物的话，内陆的屯垦点很快就会被疟疾消灭。这在非洲和美洲的拓殖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根据海天号的报告，台南平原还处在未开发的状态，池泽密布，植被茂盛，蚊虫肆虐。蚊帐、防蚊帽和防蚊防护服都是必备的。药品也是必须的，就算没有抗疟药物，好歹也得有些驱蚊药。
但是驱蚊药也不好找，旧时空的避蚊产品主要是两条线，一条是拟除虫菊酯；另一条则是DEET，别名避蚊胺，是旧时空超市里驱蚊防虫产品的主要成分，用水稀释成不同浓度后，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
然而他到了药厂跟齐博士聊了之后才发现，拟除虫菊酯这东西目前他们还不能化工合成，走得是除虫菊规模化种植，然后进行萃取的技术路线，成本高就不用说了，产量还上不来。而DEET的合成也仅限于实验室条件下，规模有限，成本很高。在关山跃的软磨硬泡之下，齐博士还是答应试着帮忙合成点。不过大头他已经想好了，靠别人靠不住，还是先去农相那边搞些种子和种苗，建立起屯垦点之后自己种自己提。到时候在台湾建成个新的制药厂，主攻植物提取物，用现代科学改造传统中药，说不定能为中医药走出一条新的路。
他选择的两种作物一是奎宁――它本身就是亚热带＝热带作物，旧时空主要是在云南引种。农委会在临高南部山区也进行了引种，目前虽未形成规模化的种植园，但是已经能培育出种苗来。台湾虽然没有引种纪录，但是水热条件应该较之海南更为适合。种出奎宁来他是有信心的。